澶渊之盟北宋有哪些损失
澶渊之盟使得宋朝每年给辽国岁币，包含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是最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有其他精神层面的损失。
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签订发生于1005年，正值北宋真宗年间。辽国大举入侵，边军不敌，朝中有人妄议迁都，宰相寇准立劝真宗亲征。
北宋士兵见皇帝亲征，皆奋勇杀敌，辽国大将也被宋军弓弩射杀，辽军震惊。因宋辽两方谁都奈何不了对方，因此双方和谈并签订和约《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还规定宋辽为兄弟之国，因宋真宗年长，故宋朝为兄，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
这便是《澶渊之盟》的签订和内容。
《澶渊之盟》带来的消极影响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在北方便没有了大的战事，因而军备异常荒废。时间一长河北和京师的禁军等基本上全部废了，不能再经历战事，只剩下了西北军是一支能打的军队。
其次，宋朝的武将开始被文臣排挤，在朝中没有了地位，朝廷真正变成了文官的一言堂，就连枢密院这个专门管军的机构也要由文官担任最高长官。典型的外行指挥内行。
文官在对外战事上总是轻言议和，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宋朝与辽在重归和平后皆不注重军备，其结果就是党项族直接脱离宋朝，自立为国。北宋在经过多次战争以后只得默认了这个结果。
金国崛起后，也看到了宋辽的没落，直接推翻辽国，并将宋朝赶到了长江以南。
《澶渊之盟》的签订，宋朝仅仅获得了名，但是却丢掉了利，更引起了一系列不良反应，得不偿失。
开宗明义，笔者认为，澶渊之盟的正面意义被过分夸大了，相反，它所造成的影响反而被不少人所忽略。由于依赖外交议和所换取的所谓和平，宋朝原本就处处受制的武臣势力再次遭到打压，北宋及之后南宋军队的战力衰弱，也不免与此有关。
在谈及澶渊之盟时，一些支持者最常见的论点是，在宋辽结束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之后，两国再无大的战事发生，相反，由于兵战平息，两国边地所开的“榷场”反而使得北宋获利颇丰，既能免于战火，又得以依靠榷场边贸获得远比岁币损失多出许多的贸易收入，“澶渊之盟”自然是一件好事。北宋名臣韩琦曾经不无感慨的说，“真宗自澶渊 之役却狄之后, 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正是对于这一事件的赞誉。
然而，作为一项国策，我们在讨论其利弊时，永远不能仅从经济这一个维度进行考虑。
诚然，在澶渊之盟签订后，两国之间几乎再无大的战争，相反因为贸易顺差的影响，澶渊之盟签订时所需要提供的“三十万岁币”在巨大的利润支持下也并不算太过劳民伤财。但是，这一和约的签订，却对北宋乃至后来的南宋的国防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则正是这一纸和约所带来的最大问题。
首先来说，在澶渊之盟签订后，终宋一朝的主流观点中，均是将这一历史事件当做宋真宗之功绩来看待，“太祖开万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难,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可见，在一些人看来，宋真宗的这一举动，甚至可以和宋太祖太宗两代皇帝相媲美。
事实上，就连真宗自己，也是如此认为，虽然在公开场合，这位皇帝并未将“澶渊之盟”完全归功于自己，却多次委婉的感慨，称赞此“太平景象”，譬如在巡览国子监时，他曾言“国家虽尚儒术, 然非四方无事, 何以及此”。
然而，这样的得意与自矜之情中，执政者对于武备的重视程度则再次降低。
对于朝臣中不少担忧军备废弛的谏言，真宗则表现出一种近乎于藐视的态度，
“……武臣无事之际, 喜谈策略, 及其赴敌, 罕能成功。好勇无谋, 盖其常耳”。
一国之君，尚且以如此态度看待武臣，向来鄙薄武将的文臣们，又如何能真正重视起他们的建议呢？
事实上，正是自真宗朝开始，原本就因“重文抑武”之策而地位不保的武臣，再次遭到打压和抑制。
在《马全义传》中，就曾经记载了马知节这位真宗朝当世宿将的一系列悲苦遭遇：
“一日, 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 至则见冀公喧哗不已, 马则涕泣”。
这一段文献中，所谓的“冀公”是宋代著名奸相王钦若，而“马”则正是“十岁学击剑”，自太宗执政时便已效命麾下的边防重将马知节。在“喧哗不已”和“涕泣”所带来的鲜明对比中，足以见文臣欺凌武将时的恣肆和无忌。
如此老将尚且被文人欺辱至“涕泣”，其他武将的地位，就更难以言说了。
事实上，这种对于“议和”政策的推崇，不仅令武臣难以接受，就连一些文臣都感到了潜藏的危机。
北宋三朝老臣富弼，就曾经于庆历二年因此事面圣，并上《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一疏。
对于宋真宗，富弼自然不敢直接加以置喙，他提及了澶渊之盟带来的种种好处，尤其是“河湟百姓, 几四十年不识干戈”的现实，并以此为据，肯定了宋真宗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他却也委婉劝说仁宗，要警惕“当国大臣, 论和之后, 武备皆废”这一由议和而导致的负面后果。并进一步指出宋真宗指责边臣武将“无事之际, 喜谈策略”的诛心之言有些太过绝对。
然而，虽然一些文臣业已注意到澶渊之盟所带来“武备皆废”的副作用，然而在煌煌大势之下，宋廷也很难改变原先的国策。这种路径依赖所引发的问题，也逐渐成为宋朝直到覆灭也未能消弭的基因缺陷。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投向之后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对待西夏、金国，宋朝所采用的政策一直未能出脱于澶渊之盟的政策惯性。以仁宗朝的庆历议和为例，此时的宋朝军队，战斗力已经衰弱至谷底，西夏王李元昊之所以能趁乱起兵，正是看准了北宋虚弱的军事实力，最终造成了“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 败者三四, 所丧动以万计”的惨烈事实。
但是，面对这番景象，已然无力整顿军务的朝廷，便只能以“议和”之法继续绥靖。而讽刺的是，原先因澶渊之盟皆为“兄弟之好”的辽国，也并未放弃此次时机，以发兵南下为要挟，将原本三十万的岁币金额提升至五十万。然而即使是这样，“以讳不言兵为贤”的士大夫们，虽然不敢放弃与辽国的和议，却也不得不将北方当做北宋最为危险的边患地带。
而除了庆历年间与西夏的议和一事外，北宋的靖康之役与南宋的绍兴议和无疑也可看做是澶渊之盟的再一次延续。
事实上，正是因为澶渊之盟所产生的息兵靖边的功效，让执政者将之视为平息边患的良药。尤其是靖康之变前夕第一次开封之战前，北宋朝廷就曾经将极大地期待寄托于与女真的议和上。正因如此，宋钦宗才会竭力制止和杯葛西北勤王军的出击请求，甚至以“擅自出击者族”为令，约束勤王军的行动。
如果我们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澶渊之盟发生时北宋“诏令诸将按兵纵契丹”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至少在靖康之变、二帝同囚发生之前，北宋一直寄希望于重演澶渊之盟的历史，哪怕是以太原、中山 、河间三镇割让女真也在所不惜。
然而，北宋初年两朝对峙的情形并未再次出现，金国并非逐渐走向守成期的辽人，而此时的北宋也绝非真宗时期尚有雄师陈兵边境的战力。五十万勤王军尚且无法阻挡女真南下，那么，任其予取予求的北宋，由如何能被金人视为对手？
综上所述，北宋澶渊之盟看上去是以少许经济代价换取百年承平，但是，却在和约成型后造成了北宋军备废弛的困境，在这之后，面对从白山黑水中跃出的女真，无论是割地还是纳贡，都无法阻止这样一个新兴势力吞食天地的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