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阿拉伯之春吗？现在的美国是否可以称“美国之春”？
“还记得阿拉伯之春吗？现在的美国是否可以称“美国之春”？
我们不会这样子想。
我们应该将美国的政治人物和普通的老百姓分开来看。
对于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了权力之争老拿我们说事这件事情上来看，最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值得一说。二是他们急了。
电影小城之春的男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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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之春》是一部值得不断重看的电影，是一部值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心态下来重看的电影，它是如此的丰富和多姿，以至于我在不断想象若干年后的我重新面对这部影片时，将会如何评价它，将会如何评价曾经面对它的那个“彼时的我”。我在试图说一点自己对《小城之春》的想法的时候，总是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状况中去，因为以我的有限的人生经验和对传统文化的浅薄看法，都限制了、束缚了我能领悟的程度，观看的过程，始终有一种似有所悟又说不清楚的感受。所以说要我去居高临下的审视评判《小城之春》显然是不自量力的，我只要求自己能感受多少，就说多少，不要去假想，去发挥，尤其不要被他人的看法左右，“强说愁”最终结果可能是说的都是别人的“愁”，真实的自己反倒没有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看法里没有与田壮壮版的比对，新版我看了一段，看不下去了，演员的对白让我觉得很生硬，僵死，没有魂魄。这很奇怪，费穆版的对白很多是很“文气”的，还有大段的旁白，但是听起来居然是很有味道的，很舒服的。功劳当然一方面得益于费穆的高超处理和演员精彩的表演，另一方面我想也是时代的隔离感使我更易接受“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当然，我不是在贬低田版，而是因为看过了费版，再看田版，这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看田版我很难进入状态，总觉得好像几个现代人穿起古衣扮古人，这一个小小的不适，使我不想再继续看下去了。）
从诞生之时起，经历了长久冷落的《小城之春》事实上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才热起来，香港众多影评人热评《小城之春》（石琪、罗卡、李焯桃、舒琪、林年同、刘成汉等），引起台湾、大陆的注意，很快地形成热潮，电影界开始重新认识和评判费穆，华语电影史重新看待《小城之春》的地位，费穆被捧上大师的地位，《小城之春》也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二战后，国内战争打响，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异常激烈，百废待兴，国家不知往何处去。这样一个题材与现实无关，或者说相涉不大的影片。所遭受的批评主要在于，说它是是缺少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做中国的脊梁”的精神的，它应该是探讨或者指出中国的出路的，或者像左翼电影反应民间疾苦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放置在影片摄制的历史环境中，我是不欣赏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这是所谓的“乱世中的选择”。个人的选择在乱世只要不是违背民族大义，破坏人论常理的，都是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的。
32岁的费穆和26、7岁的李天济在当时，是在用电影抒写自己内心的一种彷徨和苦闷。李天济曾说这个剧本中有很多自己的人生体验在里面，而对剧本大刀阔斧删改的费穆则又放入了许多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有个比较流行或者说典型的解读说，《小城之春》中的人物有着具体的指向。礼言之于经过新文化运动冲击，已然奄奄一息的传统文化；仆人之于传统文化的忠实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他是无能力的没有话语权的；志沈之于欣欣向荣的西方文化；玉纹之于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戴秀则是出身传统文化积极倾向接受西方文化的青年力量。费穆以玉纹作为第一视角，正是在玉纹身上寄托了自己难以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思考。
这当然是多种解读的其中之一，我个人并不很欣赏这个看法，也不想受其影响，它把原本多意的、多指向的具体化了，看起来说得通，实际上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了（后面的镜头分析中有我反对的具体解释）。所谓“经典”的一个重要属性应该是它能够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它是开放的，每个观者都能选择自己的角度去感受或者评价它。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大话西游》的存在就是《西游记》经典的一个佐证，那是刘镇伟（周星驰）进入并且发挥经典的一个方式，有趣的是它恰好相应了影迷的某种需要（对经典的反叛情结，喜剧化的处理，爱情故事成为主导等等），而获得许多拥泵。
我更愿意把《小城之春》所要表达的主题抽离出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事实上，费穆在电影中也有明显地一个虚化背景的企图，影片并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影片中的小城除去几个主要人物，并未出现其他居民，好像是遗世独立的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片中表达和阐述的，对旧的事物厌烦，无奈，已经没有感情，却只剩下责任。真的要离开了，却有种很复杂的依恋、不舍；对新的事物充满憧憬、渴望，真的要决定重新开始了了，又觉得前途未卜，惶恐不安。这个是普天之下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啊。
我看到了一些关于《小城之春》的评论，在寻找我自己的切入点时，我放弃了文化层面上的解读，这倒不是主观上选择，而是客观上的无奈，现在的我不过只能将被小城之春激发的感动理解成这是我上面提到的，是“人们共有的情感体验”，虽然似乎不是这么简单，但是我难以准确地给这个影片一个主题上面的评判。我开始就说了“我无法居高临下的审视和评判他”
我的切入点选择了费穆那些具有丰富表意的镜头语言，具体到镜头是我的一个取巧，既然不能做宏观的判断，那就来做微观的分析吧。
总的来说，这个片子中的镜头多是中镜，既接近人物，深入他们的内心，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越雷池半步。
我的三个具体分析的实例
一、志沈到戴家，礼言让老王去通知妻子玉纹，三个溶镜逐步逼近玉纹，去接触她的内心世界。1、老王来告诉玉纹，说来了自上海的客人，礼言让杀只鸡，玉纹表示知道了，露出若有所思表情，这个镜头里玉纹是从废园的曲径中走出来的，全景，2、就在玉纹若有所思的同时，溶镜到玉纹坐在花园木长椅上，背对老王，老王说房间打扫好了，玉纹问：客人姓什么？老王答：姓章。旁白响起，镜头开始逼近玉纹，而此时玉纹也因预感到志沈的到来，停下手中的刺绣，抬起头，陷入沉思。3、就在玉纹沉思，旁白说道：“也许是他，也许不是他”的时候，再次溶镜到玉纹正面，低头绣花。老王人在画外，说：少爷请您过去，给您介绍章少爷。玉纹放下手里的针线，旁白说：“我心里有点慌，我努力保持镇定。我想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他”
这三个镜头，值得注意的很多（旁白；全景到近景，背面到正面；溶镜；）。首先一个是费穆没有一次性让玉纹获得准确的消息，而是逐步地，分三次让她不断怀疑是志沈，又不断自言自语地否定说：不是他。三个镜头间使用的溶镜和单镜头内的推进都延长了这个时间，玉纹的心理活动被放大了。观众的心理和玉纹心理都产生了很强的期待和莫名慌乱的情绪，不同的是玉纹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志沈而期待、慌乱，而已经知道是志沈的观众则因为不知道玉纹和志沈的关系，以及他们见面会有怎样结果而产生了同样强烈的期待。其次，在第一个镜头中玉纹从曲径中走出来，是全景，第二个是中镜，虽有推进，却是侧身面对镜头，第三个才正面出现在镜头中。镜头是在不断的逼近玉纹，费穆在层次上显得非常分明，观众好像在随着镜头不断深入到玉纹的内心世界中去。最后，这三个镜头的剪接，费穆没有用切，而是用溶，（溶镜是本片的一大特色）很好的保持了情绪的连贯性，也延缓的整个过程。有意思的是这三个镜头后，费穆还加入了两个镜头，一个是玉纹换好衣服，整理头发的镜头；一个是玉纹站在廊子里远远看志沈和礼言的镜头。
简单来说，这几个镜头能明显地感觉到费穆延缓某个细微事件过程的企图，作用在于费穆藉此能够进一步深入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个影片的戏剧张力很大程度上都来自对人物内心活动细致地描述。
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这就好像日本漫画中的“时间暂停效果”，时间在某一刻停止了，画面能够把每个人的反应都来描述一遍。
二、低角度摄影或者说仰镜头
废园给药、戴章深谈、玉纹喂药。
先来引用一段费穆自己的话；“摄影机的眼睛，往往比人的眼睛更技巧的，因此，运用摄影机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摄影的角度既可依剧的情调而变化，感光的强弱，更可以依剧的情绪而变幻” （《“略谈”空气》，收录在《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1897-2001》中，文化艺术出版社）
香港的评论家李焯桃，在《宜乎中国，超乎传统——试析<小城之春>》中提到。在故事的叙事上，不断旁白的玉纹是第一视角；而在影像上，费穆的镜头高度常低于剧中人的视平线，在礼言出场的画面里最为明显，因为他往往是躺着的，坐着的，就是说电影在镜头上是礼言的视点，礼言是第一视角。这一点还有个作证，玉纹的画面（比如在城墙上）镜头往往仰视（事实上，仰视的镜头主要是玉纹和志沈），显得她的高大、突出，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压力感逼迫感，是冷漠的，有距离的，不可接触的。这恰恰是礼言对玉纹的感受，礼言对志沈说：“她冷，她越对我好，我越觉得她冷”，可以说这些镜头是以礼言的主观感受的呈现，礼言是故事的第一视角了。
而舒琪则认为低镜头的缘故是受到舞台剧的影响，低于水平线恰恰是舞台剧的观众的角度。
我比较倾向于接受李焯桃的看法（陈墨也赞同这个观点，并且发挥一番，不过有点过度发挥的感觉，比如说费穆对礼言同情的一个原因是他本人也有心脏病，是同病相怜。），不很赞同舒琪先生，但是在我个人的看法里，我更愿意把费穆的这种镜头视角的选择和玉纹作为第一视角区别开来的做法，理解成费穆本人视角与玉纹视角是并不重合的，一定意义上讲，甚至是对立的。
就是说，低机位镜头的选择，当然首先是区别与玉纹旁白造成的第一视角，但也不好简单理解成是为了迁就礼言。我觉得这更是费穆本人在影片中一种比较强烈存在的态度，是费穆本人想法表达的一种比较强烈的倾向。（对礼言的同情，对玉纹的疏离）
费穆的仰镜主要是画面中有玉纹和志沈时才会使用的，在他们与礼言同在画面中的镜头尤其明显，比如开始玉纹买药归来给礼言，比如志沈到来与礼言谈话的镜头，很明显的礼言都处于画面的低位，一种被压抑、被忽略、不被重视的感觉。
礼言第一次在画面中处于中心或者说处于高于其他角色的镜头，出现在40分钟的时候，志沈给礼言诊断，礼言向志沈说起，自己生病，夫妻冷漠（将婚姻的失败归咎于自己的病——心病——是自责的），玉纹是个好妻子。同时，礼言也是不满的，他说玉纹是不可亲近的，说“她冷”。这一段落中礼言是倾诉者，所以才处在高于志沈的位置。我们能看出来费穆的镜头对待礼言的态度，那就是，首先礼言当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落寞的颓废的地主阶级”（李天济的剧本原本有这样的倾向），其次，他也不完全是玉纹悲剧的造成者。费穆镜头的态度与玉纹的旁白和表述是分裂的，在玉纹眼里礼言是神经病，在费穆眼里（当然是镜头的倾向），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相比较于痛苦绝望中的玉纹，也是值得同情的。能看出费穆对礼言倾注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影片中的玉纹是不重合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是我不赞同上面提到的很流行的那个解读的原因之一），礼言对玉纹来说，是个灾难，是令她绝望的根源，所以她才会说：“他是个神经病”或者“除非他死了”这种话。而费穆对礼言的态度则是同情的关爱的，这种感情甚至影响了影片的终结：礼言未死，重新开始。
我得强调，玉纹对礼言是没有感情的，在礼言让志沈帮他劝劝玉纹后，玉纹的表述很明显，没有基础：“结婚第一年，我也逼着自己喜欢他”。没有接受的机会：“他变得越来越怪”。最终的结果：“礼言对我只成了一种责任，他是我的丈夫，我服侍他，我得死心塌地地服侍他”从玉纹和礼言的几场戏也能看出来，比如开始在废园里，礼言要跟玉纹谈一谈，处在画面高处的玉纹则根本无意交谈，只想抽身离开。再比如玉纹给礼言服侍吃药，坐着的礼言（低位）拉了下玉纹的手臂，玉纹还是强硬的走开了。这样的情况在礼言和玉纹深谈后，有次很强烈的表现，礼言紧紧拉住玉纹的手，用恳切的语气说“不要走”，玉纹还是强硬的离开了。与其说玉纹的绝望是礼言的古怪造成的，不如说礼言的自杀是玉纹的冷淡造成的。
（礼言第二次处于画面的高位是在50分钟，位置和礼言与志沈的深谈一样，但是很快这种画面就被打破了，礼言希望玉纹帮他做妹妹和志沈的媒人，玉纹便站起身来。）
（礼言第三次成为画面重心是在1：13左右，费穆甚至将机位放在礼言床的里面向往拍礼言和玉纹，完完全全地礼言视角，礼言像留遗嘱似的对玉纹讲： “老实讲，你还喜不喜欢志沈”“我不能再害你了。”“还不如早一点死。”）
镜头的角度，在玉纹和礼言同时出现在画面中时，显得很明显。我的看法是费穆镜头对礼言平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礼言对玉纹的批判，这恰恰与旁白中玉纹对礼言的批判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所以才说从旁白看，表现的是玉纹的苦闷，她是第一视角；从镜头看，则表现的是礼言的苦闷，礼言成为了第一视角了。
有人认为，影片的结尾“礼言未死，一切如故”的处理是费穆的一种妥协（三种可能的结尾，1、礼言死去，两人结合；2、礼言活着，两人结合；3、礼言活着，志沈离开），是“牺牲爱情，保全家庭”，是最容易地一种处理（前两种都有罪责感）。我觉得这种看法，显然是忽视了费穆在镜头上对礼言的态度了。
三、费穆与志沈的“重合”
四人在屋里，妹妹唱歌给志沈，玉纹服侍礼言吃药
具体的我不说了，在这场戏中，值得注意的是，画面重心是志沈，摄影机（镜头）的关注是以志沈的视角来表现的，那当然是在玉纹身上了。
陈墨先生在这里发挥，说费穆本人和志沈最像。费穆进的是法文学堂（西学），也喜欢西装革履，祖父是医生所以费穆本人也是略通医术的。费穆看待所有剧中人、甚至扩大说整个家国之人，都像一个医生在审视诊断病人。结论是本片视角一分为三，叙事上在玉纹，影像上在礼言，寓言上在志沈。
陈墨的观点我赞同的很多，但是这点我不大同意，我觉得多少有点硬性诠释的感觉。首先说，这场戏的镜头视角之所以在志沈，并不是费穆的强硬地安排（玉纹、志沈的画面，摄影机的低角度拍摄显然是费穆有意的安排），而是这场戏本来的戏剧需要。这场戏是要表现志沈和玉纹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从志沈这里出发的，原因是妹妹缠住了志沈，唱歌给他，而志沈的心里则在玉纹身上，镜头和场面调度都是为剧情服务的，费穆作为导演的存在感是很弱的（不像拍礼言，俯视的，同情的），这个陈墨认为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能够证明“费穆和志沈视角重合”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这实在不过是剧情的需要而已。我个人感觉里，这也是陈墨的费穆研究中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有些过度发挥，过度诠释，生硬不够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