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如何知道历史上的绝密事件？
谢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历史制度、历史责任和历史书籍的形成。
史官制度、史官责任、史书形成
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历史学的现实主义和经验之间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因此，在中国历史学中，历史学家作为社会成员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作为历史过程的反映和客观历史的关系，非常紧密和复杂，是打开中国历史学家宝库丰富宝藏不可或缺的两把钥匙。
史官制度
史官是中国最早的史家。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历史学家，记录国家政治和皇帝的言行，是一个历史悠久、持续的制度和传统。早在夏天，国家机构就设立了历史学家。
虽然各朝代对史官的称谓和分类大不相同，但一般可以分为两类:记录和编译。这两类史官刚出现的时候和发展的时间都不一样。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专门负责记录的日常注释史官和历史博物馆史官进化出来。前者服侍皇帝，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政府得失。皇帝和当权官员通常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后者负责编写前皇帝的实录和前王朝的历史。
史官的责任
对中国史官和史家的最高追求是真善。
这是历史悠久的传承和坚定不移的坚持。春秋时期，晋国历史官董狐记载了“赵盾杀君”(公元前607年)和齐国历史兄弟记载的“崔织杀君”(公元前548年)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历史官角色意识的觉醒和社会责任的坚持。董狐、齐太史、南史氏不怕权力，不惜牺牲自己。他们“书法不隐”的勇气的核心是对历史官员职责的虔诚和忠诚。
随着历史的进步，历史官员和历史学家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不断增强、升华和发展，逐步突破君主、大臣和道德的障碍，面向社会和人民。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的《史记》、司马迁撰写了《资治通鉴》，以至于更多求真求善的历史作品和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官员和历史学家从不把历史职位视为个人名誉和权力，而是将这一职责与社会和国家联系起来，开始实现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统一。这就是历史官员和历史学家坚持不懈、继承不懈的道德和道德。“历史为务，申请劝诫，树之风”，“丈夫所谓的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有利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志数的《史通》)。当然，曲笔和歪笔是存在的，但这毕竟是个别例外和少数异常，并不反映中国史学的主流。
是一代又一代史官和史家的“君举必书”、“笔直的书”和“书法不隐藏”使他们的史笔像古希腊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存在，成为约束君臣言行的隐形威慑力量。
史书的形成
一般来说，官方史书是以皇帝的日常生活笔记、记录、公文、评估等材料为第一手史料。这就是刘知几所说的“书记言”和“博闻记录”，这是编纂史书的基础。然后依靠“英俊和知识” “勒成删除”，“相必而成”。
皇帝的日常生活笔记主要是通过“书事记言”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政务得失，做到“日有记，月有成，年有效”。
虽然皇帝的记录仍然具有记录性质，但它已经是历史书的阶段性结果。一般来说，一些重要的部长负责领导历史博物馆的历史官员进行汇编。
前朝历史的编纂不仅是政治上的大事，也是文史界的大事。皇帝和重要的文臣一般都会深入介入，确定编纂的主题和基调，然后组织历史博物馆的历史官员进行编纂、定稿和颁布。
秘密和秘密行动，史官们是怎么知道的？
所谓的阴谋和秘密行动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阴谋和阴谋行动没有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通常很难知道；二是阴谋和阴谋行动未遂或停止，但造成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通常知道，官员也会进行调查，如明朝的“打击”；第三，密谋和密谋行动已经完成，那么，已经是既成事实，或者政变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史官更加清楚，比如明朝的“南宫复辟”。
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从动机到规划、行动、最终形成结果的整个过程。
大多数已经实施或完成的事件肯定会被记录、审判或推导出来，所以秘密和秘密行动不会成为秘密。如果没有实施，大多数秘密和秘密行动就很难暴露出来。根据原因和后果，官方或历史官员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恢复历史事件的真实现象，根据谣言线索、公众舆论趋势、文本凭证和人类物证。这实际上与案件的审判没有什么不同。
这正是对那句话的回应，“如果人们不知道，除非他们不知道”。历史学家属于一群更真实的人。只要发生大多数秘密谋划和秘密行动，他们基本上就能弄清楚。唯一的区别是你是否想弄清楚。
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疑问和谜题。这主要是因为禁忌终止调查，形成结论，或者很难获得可靠的证据。例如，宋朝的“蜡烛斧”和清朝的“光绪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