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唐朝很少有强奸案，是真的吗，你怎么看？
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
这句出自明朝《古今贤文》的名言，相信各位并不陌生，然而纵观古今，其实不止唐朝，历朝历代虽有各类犯罪与律例见诸史册，但与“淫”相关的犯罪案件却鲜有记载，最近我恰巧看到一则典故，由此引发许多思考，费尽心思查了许多资料后，将所想感悟说与诸君听，尽可能探知古人的真实面貌，还历史以真相。
“强奸犯少”的原因之一，大概有如下三点：
首先，吏民相奸，常以“和奸”论。
法律史学家程树德著有一本《九朝律考》，其中记载了一则“奸部民妻”的案例，条引于宋代全科文献《太平御览》，该案例大致经过为：
谢夷吾身为汉朝的荆州刺史，率部来到南阳县，正巧遇到孝章皇帝也在南阳狩猎，县官趁机禀报，称有亭长奸淫民女，为了不影响亭长与民女的声誉，便将此事论为“和奸”，即“通奸”。
（注：亭长即是古代掌管地方治安的官吏，相当于现今的派出所所长。）
谢夷吾听完汇报以后，当即斥责县官：“亭长”是皇帝下诏选出，身着“朱帻”的官吏，自己本应守法尽责，如今却领头犯案，且让三老、孝悌等乡官按律严加治罪。
最后便把亭长由“和奸”改为强奸罪，按照法律将其严惩。
（注：三老，为古代掌管教化的乡官，一般具备“ 正直、刚克、柔克“三种德行，且是乡中长者，德高望重。孝弟，性质与三老相同，皆是主掌教化的乡官。）
（谢夷吾·字尧卿）
由此来看，如果不是谢夷吾的深明大义，秉公执法，再加上正好皇帝巡狩到此，恐怕这利用职权强奸民妻的亭长便会逃过律法的制裁，而那位被强奸的民女，也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这也体现出为何古代强奸犯少的原因之一，即在汉代，很多发生于民间的强奸罪，或许会以“和奸”，即“通奸”论处，而并不会上升到强奸的程度，其严重性自然与强奸罪无法相提并论。
《太平御览·良刺史下》：谢夷吾，字尧卿，山阴人。为荆州刺史，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鲁阳，有诏敕夷吾入传录见囚，有亭长奸部民者，县言和奸，上意以为吏劫民何得言和。须臾，夷吾呵之曰：“亭长朱帻之吏，职在禁奸，今为恶之端，何得言和？”切让长吏治亭长罪。其所决正一县三百馀事，与上合。帝叹曰：“使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忧天下矣。”
同时汉代的律法属于初设阶段，虽然较之秦律有了明显进步，但仍有所局限，同时对于女性的权利保护并不重视，如《汉书・张汤传》中，便记载一则“郎官奸淫官婢”的案例：
官婢之兄向身为光禄勋的张安世举报，称自己的妹妹在郎官家中做婢女，却惨被郎官强奸，然而张安世非但未予伸张，反而怒斥官婢之兄诬陷郎官清白！遂将此案件隐瞒下来，不予处理。
（注：光禄勋，相当于掌管皇宫警卫的官员，负责宫禁与各类警务，主要保护皇帝与后宫安全，当时担任光禄勋的张安世，也统领郎官。官婢，则为因罪被罚到官员府中做奴婢的女子，身份极其卑微。）
《汉书・张汤传》：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告署適奴。其隐人过失，皆此类也。
通过此事，更可证明，起码在汉代，如官婢等身份低微的女子，一旦遭遇强奸，则无处得以伸张，如果告发强奸者，反而会遭到诋毁，称女方诬陷男方。
由此可见，妇女人身权益，虽然在律法中予以规定，但结合实际的现实情况来说，却往往得不到保护，甚至是会被忽视，乃至于可能反成罪人，根本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合法保护。
一旦遭遇强奸，便不会为人所知。
这属于封建社会的陋规，对于女性人权的不重视，以及律法的不完善，成为强奸犯不受法律严惩的原因之一。
其次，同样也是因为古代律法，但却是因为法律的进步。
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变革，古人对于律法也在不断完善及修订。
到了唐朝，已对强奸罪有明确规定，且对“和奸”，也有严厉惩戒：
《唐律疏议》：“凡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强者各加一等。
从上文可看出，凡是通奸者，男女各判徒刑一年半，而如果是女方有丈夫，则徒两年。
最后一句：“强者各加一等”，即如果是强奸，则在此律之上，罪加一等。
结合唐朝徒刑共分为五等，从一年半到三年，可知“罪加一等”，即为，徒刑加半年，因此如果是强奸犯，则在“和奸罪”的基础上，加半年刑期。
打比方，如果有人犯下强奸罪，则在和奸罪的一年半徒刑上，再加半年，为两年徒刑。
当然具体判罚标准，还会视情况而定，最重者将会处以绞刑或斩刑，足以可见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开明的大唐的确比之汉代进步许多。
再到宋朝，文化极其兴盛的朝代，对于强奸施暴者，更是刑罚分明：
《宋刑统杂律》：“应有夫妇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杀，女人不坐罪”。
此律的意思，相信不难理解，如果有夫之妇被强奸，强奸者按律当斩，而受害女子则无罪。
同时宋律还规定：若强奸者在女子反抗过程中被反杀，则女子同样无罪。
乃至于宋代还首创了“强奸幼女罪”，宋宁宗赵扩时的法令汇编，名为《庆元条法事类》，其中明文规定：
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
此处“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同样以强奸罪论处，流放三千里，发配边关荒芜之地。
如果是强奸未遂者，则发配五百里。
而如果是实施强奸者，在过程中切实伤害到女性，则不问其他，直接绞刑伺候。
由此可见，在宋朝对于强奸的重视程度，随着社会文明的开化，也从正面体现出对于女性人身权利的逐渐重视，以及对于强奸犯的惩罚力度，均在不断加强。
而到了明朝，强奸罪成为罪不容殊的大罪，有明律为证：
《大明律·犯奸》：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奸亐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强奸罪已经上升到死罪的程度，如有强奸，则处以绞刑。并且还对强奸未遂者，也做出了具体判罚标准，即“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更将强奸幼女者，直接以强奸罪论处，皆为“绞刑”。
虽然看似与宋律无异，但实际上宋律中对于施暴过程是否造成伤害，来判断是否该处以绞刑，而明朝是但凡强奸，无论造成伤害与否，直接判处绞刑，尤其是在明朝的理学全面发展过后，强奸罪更是罪不可恕，为世人所唾弃。
由此来说，严苛的刑罚为明朝女性的人身权利提供了一定保障，而理学的发扬又从道德层面对施暴者加以谴责，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法律的不断完善，使得明朝时期的强奸犯罪大幅减少，比之早先的唐代，甚至是汉代，皆有了大幅改善。
到了清朝，则与明朝法律基本保持一致，刑罚甚至更为具体：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奸者（无夫、有夫）杖一百。强奸者，绞（监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毁裂衣服之属，方坐绞罪。若以强合以和成，犹非强也。如一人强捉，一人奸之，行奸人问绞，强捉问未成流罪。又如见妇人与人通奸，见者因而用强奸之，已系犯奸之妇，难以强论，依刁奸律。）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同强论。
因此，我个人认为，除了前文所说“女性人身权利，因法律不完善得不到保护”的原因外，强奸犯少的第二个原因则是：
因为时代的不断发展，与法律的不断完善，历朝历代对于强奸罪的惩罚程度不断加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扼了强奸行为的发生，并且为古代女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
尤其以明清两代，对于强奸罪的惩治之严，综上可见一斑。
第三个原因，也是比较无奈，且令人心寒：
在某些时候，古人对于女性声誉的保护，大于对女性在律法中所拥有的人身权利的重视。
我相信这段话并不难理解，很多情况下，即使是现代如果发生了强奸案，人们首先考虑的并非使犯罪分子得以严惩，反而是首先考虑受害女性的声誉问题，而选择隐瞒不报，在古代也是如此。
自古到今，女性对于贞操的看重，可谓比之生命还要重要，援引北宋理学文献《二程遗书》所说：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段话后人予以总结，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失节的重视程度，至少在观念上高于生命。
（本人声明，绝无诋毁现代女性不重视名节之意，此处只论古代，望各位头条读者不要误会，谢谢。）
因此有时古代女性为了名节，会选择默不作声，即将自己的惨痛遭遇隐瞒下来，而使犯罪者逍遥法外。
此原因也让我想起了清朝时的一则案例，在道光十九年，发生于山西太原的一起“大盗奸杀案”，该案中的犯罪者不仅强奸了同村妇女，甚至在事后将其残忍杀害，并将脚趾剁下，此案不仅惹得当地百姓民愤难平，更上达皇帝，遂命令太原府严办此事，虽然罪犯最终被斩首示众，然而为了受害妇女的名誉，其家属却拒不承认妇女被强奸，只承认罪犯大盗有偷盗行为，为的就是防止被强奸的事实传播出去，有损女方名誉，此后家属更难以见人。
《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虞守住介两月，于奸杀案情毫无闻见，满欲回省。及方伯将案详结，仍不过寻常盗案耳。中丞另片奏称：“前据朔平府张某查详，风闻贡生某家有奸盗案，传问事主坚不承认。以事关两家颜面，一经公认，则乡里难以对人，是以只认盗窃；而事涉暧昧，难以刑求。今盗首已问斩枭，群盗概不免死，即使轮奸属实，罪名无可复加，应即照该府原详完结，以省拖累”等情。
“前据朔平府张某查详，风闻贡生某家有奸盗案，传问事主坚不承认。以事关两家颜面，一经公认，则乡里难以对人，是以只认盗窃。”
这段话，想必也不用我翻译了，诸位读者朋友应该都能看懂。
虽然这只是个例，但仍能看出古人对于名节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大过受到伤害后理应获得的法律伸张。
因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我直言说明，大多数情况下，会出于考虑女方的名誉，而隐瞒实情，上述情况还是因为比较特殊，即强奸者本身便是江洋大盗，犯案累累，按清朝律例，理应问斩，所以最后受害者家属只承认遭到盗窃。
那如果不是江洋大盗，而是同村邻居呢？
结果可想而知。
我并非否认受害者家属会大胆揭发，但客观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为了受害者名誉，而隐瞒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近代还有许多乡村，会发生类似的魔幻事件，即受害者遭遇强奸以后，两家大人为了双方名誉着想，甚至还会强行将男女撮合在一起，施以婚娶之名，而以此避免外人风语。
所以我个人认为，受害者为了名誉考虑，瞒而不报，也是“强奸犯”在古代不多的原因之一，因为事实都被隐瞒了，无人可知究竟有多少女性受到侵害，自然也无人可知有多少强奸犯逍遥法外，不得严惩。
但无论如何，“强奸”作为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古还是今，皆为世人所不齿，势必因其残忍伤害女性的暴行，而受到全人类的唾弃与谴责！
本来还想再加一个原因，即古代男子对于自身品德的重视，如果起了色心，甚至出现过自扇耳光，试图清醒的事例，但我仔细思考了一番，认为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便不再加为原因之一。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随着时代社会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完善，并切实保障到每一个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虽然不得不承认，法律也有不完美，但无论如何，至少从原则性上来说，经过现代化建设以后，我国现今的法律，为了能使每一位公民的合法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结合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也在不断修订并加以完善。
因此，遵纪守法，共创和谐社会，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
逾越法律，实施犯罪，势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尊重他人，和谐共处，才能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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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九朝律考》程树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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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良刺史下》：谢夷吾，字尧卿，山阴人。为荆州刺史，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鲁阳，有诏敕夷吾入传录见囚，有亭长奸部民者，县言和奸，上意以为吏劫民何得言和。须臾，夷吾呵之曰：“亭长朱帻之吏，职在禁奸，今为恶之端，何得言和？”切让长吏治亭长罪。其所决正一县三百馀事，与上合。帝叹曰：“使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忧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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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张汤传》：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告署適奴。其隐人过失，皆此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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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凡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强者各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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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刑统杂律》：应有夫妇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杀，女人不坐罪。
·《庆元条法事类》：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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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犯奸》：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奸亐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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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奸者（无夫、有夫）杖一百。强奸者，绞（监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毁裂衣服之属，方坐绞罪。若以强合以和成，犹非强也。如一人强捉，一人奸之，行奸人问绞，强捉问未成流罪。又如见妇人与人通奸，见者因而用强奸之，已系犯奸之妇，难以强论，依刁奸律。）
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同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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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遗书》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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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
虞守住介两月，于奸杀案情毫无闻见，满欲回省。及方伯将案详结，仍不过寻常盗案耳。
中丞另片奏称：“前据朔平府张某查详，风闻贡生某家有奸盗案，传问事主坚不承认。以事关两家颜面，一经公认，则乡里难以对人，是以只认盗窃；而事涉暧昧，难以刑求。今盗首已问斩枭，群盗概不免死，即使轮奸属实，罪名无可复加，应即照该府原详完结，以省拖累”等情。
公子无诡注音？
公子无诡[ gōng zǐ wú guǐ ]
[春秋战国][？－前643年，齐国国君]
齐中废公，姜姓，吕氏，名无诡，一作无亏，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之子。公元前643年即桓公四十三年十月，齐桓公病逝，诸公子争夺君位，齐桓公死后，在易牙、竖刁（又作竖刀、寺人貂）的支持下，杀群吏，逐走诸公子，于此年十二月即位为国君。
即位三月后，易牙、竖刁等人因臭名昭著，无诡亦不得人心，皆被大夫高子，国子杀死。齐桓公生前曾将太子昭托付于宋襄公，桓公死后，太子昭不得即位，遂奔宋。齐中废公吕无诡死后，宋襄公率本国及邾、曹两-队送太子昭回国，即位为国君，是为齐孝公。齐中废公无诡因在位时间短暂而没有谥号。
父亲：齐桓公
母亲：齐桓公母亲本就是卫国人，他即位后又娶了两个卫国姐妹，即卫长君和卫少君。前者生公子吕无诡，是为齐中废公。后者生公子元，是为齐惠公。
兄弟：齐桓公有子十余人，为国君者五人，分别是齐中废公吕无诡、齐孝公吕昭、齐昭公吕潘、齐懿公吕商人、齐惠公吕元。此外，齐桓公因宠幸宦官竖刁，曾过继给竖刁一子后改姓为公子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