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装备了德国装备,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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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装备了德国装备,效果如何?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武器种类繁多,包括苏联武器、美国武器和德国武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精锐部队的武器主要是德国武器;特别是蒋介石的直系部队,武器都是德国制造的。

抗战时期,中国曾装备德国的装备,效果怎么样

那么,这些德国装备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进口南京政府德国武器的道路

蒋介石在1928年获得对中国的统治地位后,中德武器贸易从晚清开始,开始达到高潮。

当时中德武器贸易,政府层面没有政治因素,纯粹是各取所需,利益往来。

蒋介石需要用德国武器和德国制度来装备和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付分裂的军阀部队;德国喜欢中国钨矿。

钨是一种战略金属。钨矿砂可提取大量钨。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制造枪炮子弹、坦克装甲、飞机关键部件和装甲弹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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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钨矿非常罕见,欧洲只有世界总量的八分之一,仍然是德国的潜在对手苏联。

全球钨矿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58%的钨矿位于中国。

钨矿砂对德国来说非常重要,希特勒上台后试图称霸欧洲,恢复德国的军力。

因此,双方同意以货物交易的方式进行贸易,德国武器不断来到中国。

1928年4月,国民政府派出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军事署署长陈仪参观了意大利、瑞士、荷兰、瑞典和其他国家的枪支厂和机场,最终确定德国是中国的武器进口国。

在德国期间,陈仪签订了价值100万马克的军火购买合同,拉开了国民政府购买德国武器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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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中德军火贸易迅速增长。

1931年918事件爆发后,蒋介石有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加快了进口德国武器的步伐。中德签订了《中国农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交换合同》。

据史料记载,1932年,国民政府进口德国武器总额为1200万马克;1934年,增加到1400万马克。

1936年,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武器价值2300万马克;1937年,德国向中国交付的军火价值8200万马克。

仅在1936年和1937年,德国实际交付给国民政府的军火就超过1亿马克。

当时,德国《民族观察》驻远东记者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整师(中国军队),从步枪、坦克到头盔,都是由德国国防军使用的德国军事装备的。”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阻止德国向南京政府出售武器。

特别是在八一三松沪会战中,日军尝到了德制武器的力量,这种想法更加强烈。

希特勒当时的情绪非常矛盾。一方面,德国非常需要中国的战略矿产,另一方面,德国迫切需要吸引日本加入法西斯阵营。

经过痛苦的挣扎,希特勒于1938年5月宣布完全停止对中国的武器出口。

到目前为止,中德武器交易寿终正宿。

中国进口的德国武器主要有哪些?

从南京政府进口的德国武器和军用装备包括以下几类:

M35型钢盔(中国在1936年之前从德国进口了30多万顶M35型钢盔)。

西门子通信设备、蔡司望远镜、架桥设备、防空探照灯等。

水壶, 防毒面具筒, 个人携行袋, 多用途背包、皮质弹夹套等。

直径7.62毫米的毛瑟M1924步枪(1934年,中国从德国进口了1万支步枪。获得原枪图纸和生产许可证后,巩县兵工厂大量复制,1935年定兴为“二四”步枪。)

20响驳壳枪等手枪、轻机枪。

轻型坦克(德国有83辆2吨和6吨轻型坦克,几辆4.5吨装甲车)

榴弹炮105毫米,高射炮20毫米,长射炮75毫米,平射炮37毫米,要塞炮150毫米,要塞炮70毫米。

从卢沟桥事件到1938年5月,德国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销售。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了以下武器:12架飞机、36架105毫米榴弹炮、800支迫击炮、500支37毫米战防炮、300支13.2毫米高射机枪、1000支MG42机枪、5000支毛瑟步枪、150毫米和105毫米炮弹。1.6亿发子弹。

中国进口德国的武器无法与同期德军的武器水平相比,但也有许多先进的武器。

例如,当时欧洲的博福斯M1930式75mm山炮处于领先水平。

枪是由德国工程师开发设计的,1930年在瑞典博福斯工厂定型的德国武器。博福斯山炮全重800公斤,最大射程9150米,可分为8个部分,8匹马或4匹马。

1930年下半年,中央军校教学总队炮兵连和炮兵学校训练队分别获得6门新炮。1932年6月,兵工署制式武器会议正式宣布使用博福斯山炮。截至1935年10月,共购买121门,其中炮兵排名第1、第2、第3、第五组每组装备24门,其余分配给部分中央直系部队师属炮兵营。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1号a型坦克,重量5.4吨;配备2挺7.92mm车载通用机枪,装甲厚度6-13mm,乘客2人,最高时速每小时37公里,配备电台,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

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只买了16辆,还有2辆没有交付。

中国军队德国化建设

南京政府不仅用德国武器武装中国军队,还用德国军事制度的软件建立自己的国防制度。

1933年,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顾问向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军事改革建议书》,他指出:

中国军队规模很大,但不是精兵。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准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首要任务是建立示范队伍,然后逐步向全军推广,完成国军的现代化转型。

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次年(1934)年底制定了“国军60师整军计划”。

1935年3月1日,陈成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整军计划的实施。

第一批入选的教师有8名;第二批入选的教师有10名。

这些教师严格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开始整理和接受新的训练,但只有第一批部队真正实现了轻武器的更换。

由于库存不足,这些部队的重武器和第二批10名师所需的轻武器装备尚未完成。

1936年5月和1937年3月,南京政府再次向德国下订单,其中步兵部队的装备如下:

22万顶德国M1935头盔;3万把手枪,1200万发子弹。

步枪子弹1.3万发(其中3000万发为钢心弹)、600万套子弹盒。

马克沁重机枪2031挺,高射机枪120挺。

37mm战防炮348门,战防炮弹174000发。

le.IG18型75mm步兵炮60门。

这些订单大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到达,并拨给调整人员,但很少有人没有时间交货。

有了这些订单,整个军队的计划可以继续进行。

1937年3月,整理处选出第三批10名师进行整理。

1937年6月,根据年初的计划,第四批10名调整师开始调整。

一个月后,由于抗全面爆发,第四批10名教师只调整了编制,武器装备无法更换。

所以,原计划的60名调整人员中,只有20人完成了“调整”,10人“调整”了一半,10人在一开始就死亡,最后两批失败了。

在抗日战争初期,这些部队成为直接对抗日军的主力军。

其中,第87/88/36师德制化程度最高,即人们熟悉、津津乐道的“德师”;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制。

既然当时德国政府对军售态度积极,为什么国民政府不趁机大量进口,把军队全部德国化?答案只有一个:口袋里害羞。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才实现真正的统一。

多如牛毛的军阀在自己的统治区各自为政,控制着税收甚至发行货币的权力,中央政府根本无权过问。

不仅如此,中央政府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军费来消灭割据军阀。

中国的分裂和无休止的战争使国民政府的财政资源紧张,没有资金购买武器,只能通过易货进口武器。

因此,中国无法组建一支全面的德国军队。

当时,华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指出,中国建立一支真正的德国标准军队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全军60师计划”只能纸上谈兵。

因此,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该首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战争爆发时,使用自动武器作战,而不是依靠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

即便如此,抗战爆发时,国军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德国装备对抗日战争的影响

尽管中国军队的德国制造武器装备不足,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

比如八一三松湖抗战爆发后,炮兵第二、第三组袭击了日本机场(原浦西高尔夫球场重建)。第一营的八门博福斯山炮在战斗中展现了他们的力量,摧毁了五架敌机,极大地震惊了日本军队,称之为“浦东神炮”。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德国制造的莱茵重炮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兰封战役、武汉战役、桂南战役、桂柳战役、滇西反击等重大战役,遍布全国。根据使用情况,莱茵重榴炮的射程让日本38式150mm和大正4年式150mm榴弹炮感到遗憾。

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在128松湖抗日战争中,以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为骨干,都是德国武器人。

八一三松湖第九集团军骨干为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他们都是前国民政府警卫军,由德国顾问训练准备德国武器的精英教师。

值得注意的是,松沪战役期间,中德武器贸易仍在进行中。

正是因为德国持续的军火供应,“松湖战役”国军才保持了足够强大的战斗精神和足够大的火力与日军抗争三个月。

1938年5月后,德国中断了与中国的武器贸易,同时中断了德国的武器配件,其影响也越来越小。

尽管如此,由于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系、提供贷款、进口机器和模具、建立新的兵工厂和生产能力,中国能够独立生产足够的轻武器和弹药,这对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中德贸易是互惠互利、平等的,而不是希特勒的施舍。中国没有必要感谢纳粹。

回顾70年前的历史,与今天的世界相比,不难发现,没有国家统一,就没有科技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没有这些,军事现代化和国家安全是无法实现的。

1833年中国历史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历史纪事

四川越沂厅(今越西)彝族起事,旋败。禁止纹银出国的规定。广东人被禁止用银易货,外国人用银元易货。金林在事件中扮演陈曹船水手勒索商人,当地官员不敢弹压力。

文化纪事

《东西洋考每月统一传记》创刊

道光13年6月(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翻译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报刊《东西洋考月统记传》,是中国第一家中国杂志。在编辑此期间,郭士立还与广州的外国人一起组织了“中国实用知识传播会”,计划出版大量书刊。但由于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忙于侵华战争,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出版任何书籍。《东西洋考月统记传》出版12期后移交给“中国实用知识传播会”。它已经关闭了几年,道光继续出版17年,很快就关闭了。

杂谭逸事

林则徐要求改革货币制度

道光十三年(1833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就孙兰枝在江浙演奏的银昂钱贱、商人交困事复奏朝廷提出改革货币制度的主张。在原奏中,孙兰枝从地丁、水银、盐课、关税、民间交易等方面论证了商民之间因廉价银昂而造成的困境,并提出禁止私人铸造、接受小额资金、确定外国资金的价格等。林则徐承认银昂钱贱、商人交困的现实,但反对突平洋钱的价格和突禁洋钱的流通。他建议朝廷在发展正常对外贸易的同时,建立自己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增加外国银行的收入,逐步抑制外国银行的流通,最终达到全行禁止的目的。具体措施如下:市场上流通洋钱的浮价以纹银为准;自铸银币;严禁鸦片、查拿烟贩,严惩造成白银外流的人;没收和杜绝私人铸造小钱,改变以往的方式,将每盎司收取转换为大小钱。清廷部分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刑部就纹银出国治罪提出了专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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